老王在酒桌上有点闷。 他是去年从县里一家机械厂退的，钳工，干了三十八年。 酒过三巡，邻座退休的刘校长说起自己每月八千多的养老金，计划着和老伴儿下个月去云南避暑。 老王捏着杯子，没接话。 他想起自己工资卡上那个雷打不动的数字：两千一百块。 同样的工龄，甚至他流的汗可能更多，可到老了，每个月到手的钱，还不到人家的一个零头。 他一度以为是自己没本事，直到他看到了那个全省的“平均养老金”——3109元。 这数字像根刺，让他更困惑了：自己不但没达到“平均线”，还被远远甩开了一截。 这“平均”到底是怎么算的？ 像他这样的人，在四川这一千多万退休老人里，到底有多少？#热点新知#
这个3109元的数字，出处很权威。 2024年，四川全省花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上的钱，总共是3982.7亿元。 领取养老金的人，年头年尾平均一下，大约是1067.5万人。 用总支出除以总人数，再摊到每个月，就是3109元。算法简单直接，看起来没问题。 但问题就藏在这个“总支出”里。这将近四千亿的支出，并非全都变成了每月打进卡里的“基本养老金”。
它里面还包含了一次性的钱，比如人去世后发放的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。 2025年，四川的丧葬补助金标准是7889.34元，而遗属抚恤金，根据工龄和缴费年限，能在三万五到九万五之间波动。 这些钱数额不小，而且是一次性发放，但当它们被除以总人数、再平摊到十二个月里，就悄无声息地“垫高”了那个“人均养老金”的统计数字。所以，真正每月到手的、用来过日子买菜买药的基本养老金，实际平均数要比3109元矮一截。 有分析按全国比例折算，这个“到手”的平均数，可能更接近2920元。 这近两百元的差距，就是统计口径带来的“水分”。
即便挤掉这近两百元的水分，这个“平均”本身，在四川超过千万的退休老人面前，也像一件尺码巨大的均码衣服，谁穿都不合身。 因为它罩住的是三个截然不同的“世界”。 第一个世界，是像刘校长那样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。 这个群体大约有122万人，占退休职工总人数的一成多一点。 他们因为历史原因和缴费基数高，养老金水平也高，人均超过六千元很常见，资深一些的达到八千甚至更高并不稀奇。 他们当中很多人在2014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的工作年限，被算作“视同缴费”，还额外计算一笔“过渡性养老金”。 这是制度转轨留下的特殊补偿。
第二个世界，是企业退休人员，这是绝对的主力军，有将近966万人。但这个世界内部，是“冰与火”的差距。 那些从大型国企、垄断行业退下来的人，养老金五千以上是常态。 而更多的，是像老王这样的，来自普通企业，或者按最低档缴了十五年费的灵活就业人员。 他们的养老金计算公式很透明：基础养老金加上个人账户养老金。 以2024年四川省的养老金计发基数8321元为例，如果只按60%的最低档次缴费，刚刚缴满十五年，那么基础养老金部分只有（8321+8321 0.6）÷2×15×1%=998.5元。 个人账户养老金，按常见的余额四万元、五十岁退休计算，只有205元左右。 两者相加，就在1200元上下浮动。这就是老王们所处的现实。 他们构成了“企业退休人员”的主体，但却被自己群体里的高收入者，以及第一个世界里的人，一起“平均”了上去。
第三个世界，是规模最庞大、但最沉默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者。 他们有1238万人，比职工退休的人还要多。 但他们领的不是“养老金”，是“养老保险待遇”。 2025年，四川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是每月193元。 再加上个人多年缴费积累的个人账户部分，平均下来，每月能领到的钱，大约在272元左右。 这个数字，与职工养老金体系，已经不在同一个维度上比较了。 他们被排除在那个人均三千多的计算之外，构成了中国养老保障网络的广阔基底，但也是待遇最为薄薄的基底。
养老金数字的差距，在退休那一刻被公式定格，但差距的拉大，并未停止。 国家每年都会给退休人员涨养老金，四川遵循“定额调整、挂钩调整、适当倾斜”的办法。 定额调整是阳光普照，比如每人每月先加个22元。 但接下来的挂钩调整，规则就显出了它的“放大”效应：一部分与个人缴费年限挂钩，每满一年加个几毛钱；另一部分，则与本人上一年12月的基本养老金水平挂钩，按比例增加，比如增加0.6%。 这个0.6%是关键。 老王养老金2100元，这部分涨12.6元；刘校长养老金8000元，这部分涨48元。 光是这一项，一年的绝对差距就拉大了四百多块。 长年累月，初始的差距便在“百分比”的加持下，越裂越宽。 高龄倾斜、边远地区倾斜能带来一些慰藉，但无法扭转这个基于原有基数的“放大”逻辑。 涨得越多，高者越高，低者虽也在涨，但距离却默默地被制度本身再次推远。
那么，发出这些养老金，尤其是弥补像老王这样的大多数人养老金与“平均值”之间巨大鸿沟的钱，从哪里来？ 它来自于一个正在承受越来越大压力的资金池。 截至2024年末，四川省养老保险基金累计有结余4328.8亿元。 这笔钱听起来是天文数字，但除以每年接近四千亿的支出，只够支撑大约13个月。 也就是说，如果完全停止收入，这个池子里的水只够放一年多。 养老金体系的运行，本质是“现在工作的人养现在退休的人”。
在四川，这个抚养比是2.18：1，平均2.18个在职职工缴费，供养1位退休老人。 而且，这个分母还在以每年净增40.8万退休人员的速度变大，分子（在职缴费者）的增长能否跟上，是个巨大的未知数。 池子里的水，进水口面临压力，出水口在持续放大。 那些动辄八千一万的养老金，和仅一千出头的养老金，都从同一个池子里领取。 这个池子的可持续性，建立在精密的计算、财政的补贴以及对未来经济、人口增长的乐观预期之上。 任何一环的波动，都会让整个系统感受到压力。
于是，一个冰冷的、关乎所有人未来的争议便浮出水面：在资源有限且日益吃紧的前提下，养老金的公平与效率，究竟该如何取舍？ 是应该通过制度设计，强力抬高“老王们”的底线，哪怕这意味着要对高待遇进行限制，以追求更广泛的“公平”？ 还是坚持“多缴多得、长缴多得”的铁律，敬畏市场与个人选择的差异，哪怕这会导致退休后的生活质量鸿沟如同天堑，以维护规则的“效率”？
当一位按最高标准缴费四十年的退休教授，每月领取一万两千元养老金，而一位按最低标准缴费十五年的灵活就业者，每月领取一千两百元，这十倍的差距，是完全合理的个人选择结果，还是社会保障体系自身就该包容和熨平的对象？这个争论没有简单的答案，它关乎我们对“养老”本质的理解——它究竟是一种延迟发放的工资、一种个人投资的回报，还是一种维系社会基本尊严、对抗老年贫困的全民契约？ 当养老基金账户上的数字，开始追赶我们生命的倒计时，这个问题的重量，便压在了每一个尚未退休、正在缴费的人心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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